第二，不必刻意禁止私下接触。

它们现在通常被认定为议会主权、法治和宪法惯例。其二是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和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之间的差别。

强世功教授认为：而在他（惠尔）看来，真正的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此外，詹宁斯并没有完全接受戴雪的论述，而是对戴雪的论述所有批判，因此他对宪法惯例的看法与戴雪对宪法惯例的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戴雪有时也会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使用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在详细阐述了美国宪法中同样存在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后，戴雪说：因此，在成文宪法之下，亦如在不成文宪法之下，我们都可以发现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分的完全存在。法官过去所做的只不过是默认政治权威存在这样的简单事实，虽然从未明确要求他们这样默认。一旦明白了宪法这一表述中潜藏的这种含混之处，那么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所有事情就完全彻底地各就其位了，那些被要求讲授或学习作为英国法之一分支的宪法的法律人，就不可能看不清他所要讲授或研究的主题的特性和范围。

而且，许多最重要的宪法原则，尤其是那些调整国王、首相、内阁、议会间相互关系的原则，根本没有经过法院的承认。英国人认识到英国宪法的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是不足以用不成文来概括的，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实质宪法意义的成文法律首先，从国外的经验看，有关互联网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

上述规定总体而言，零星而分散，属于分散式立法。欧盟在其文件中要求成员国遵循最低限度立法原则，除非必要，否则不能针对互联进行专门的立法。上述两个条文中所禁止的复制、查阅行为显然是指公民的个人行为，而非社会行为，故这两个条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相冲突。上述规定中，宪法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德、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国家荣誉、国家机关信誉等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解释余地。

[6] 基于言论自由所具有的特殊宪政价值，西方国家受保护的言论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不仅包括人们乐于接受或视为无关紧要的信息或观念，而且包括那些冒犯、惊扰国家或任何人群的信息或观念，[7]甚至包括错误的意见[8]。[7]Handys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07/12/1976， A24，para.49.[8] Cantwell v. Connecticut, 310 U.S. 296 (1940)[9]参见刘正荣：《互联网立法和内容传播责任》，《网络传播》2007年第4期。

（5）利用互联网进行诽谤、侮辱侵害个人名誉权等。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规定截获、访问或泄漏保存的个人通讯信息是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笼统会赋予执法者较大的裁量权，而规定明确却能够限缩执法者的裁量空间，因而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从法律规范调整对象上看，不仅包括网络用户（个人或组织），而且包括基础电信业务经营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还包括互联网监管部门。

然而从我国目前规制网络言论的规章来看，规章当中所作的禁止性规定显然违反了规定明确性原则。其次，它是防止权力滥用的要求。[20]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并非没有规定，比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第253条增加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行政许可方面，根据规定，在我国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从事登载新闻业务以及开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等都实行许可制，相关的主管部门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许可权限。

其次，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互联网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要求。后者具有民事法律的性质，主要是规范电子签名行为，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应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然而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存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相冲突的情况。

特别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不仅承载着意见表达的功能，而且承载着政治功能。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个人信息有被非法泄露的风险。为了克服多头管理所带来的弊端，2011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然而目前我国对网络内容管理实施的许可主要由部门规章设定，比如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需要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该许可由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通过的规章《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设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许可法》。[11] Reno 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521 U.S. 844 (1997)[12]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光明日报》，1993年1月20日。法律在把宪法中的规定予以具体化时，对明确性的要求就会提高。

（3）淫秽、色情等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内容。经过十余年的立法实践，我国积累了一些网络立法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法制不统一），这些经验和问题有必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出台法律的形式予以解决，以增加法的权威性，促进互联网的发展。

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座谈会上，专家们普遍不支持在3000元的基础上再往上调整。（3）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18]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实践表明实名制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的法律支持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成熟的技术保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设立只是互联网信息管理体制走向整合的第一步，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互联网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统一，也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互联网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明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权限和责任，为其履行管理职能提供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法律会影响其他三种手段的规制效果。比如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1998）、《美国爱国者法》（2001）、《国土安全法》（2002），德国的《信息与通信服务法》（1997），日本的《高度信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2000）以及韩国的《信用信息利用及保护法》（2001）等等都属于全国性的法律。要么将立法者所认定的宪法基本原则有哪些明示出来，比如主权在民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基于在法律层面，我国目前尚未有个人信息保护和政府部门互联网信息管理方面的立法，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互联网信息管理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适时启动违法审查机制，对现有的网络法律规范进行合法性审查。因为其规定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列举的三类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加概括、更加笼统。

1995年10月，欧盟议会通过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对个人数据的收集、记录、储存、修改、使用或销毁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规定，并要求成员国在1998年10月底前根据指令调整其国内法。比如规章当中普遍规定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民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信息。

二是审查下位法是否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市场通过其中的价格来进行约束。

另一个变化是缩小了第二类和第三类言论范围。除此以外，根据2004年生效的《行政许可法》，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决定、地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互联网在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淫秽色情、极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非法言论的传播提供了空间，而国家现有的用于规制传统言论表达载体的法律规范因为互联网所具有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而无法在网上有效适用。

[10]我国在完善互联网管理法律规范时亦应贯彻必要性原则。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电子邮件服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法律规定明确,人们才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而才能形成安定的法律秩序。正如美国布兰代斯大法官所指出的：应坚信理性的力量会贯穿公共讨论，同时竭力避免人们在法律强制之下的沉默。

而网络舆论则从公民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计算方法不科学两个方面来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本身存在问题，因而认为专家以此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相应地，被国家立法明确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言论内容就很有限。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